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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写过不少的传记式散文,不过相当成熟的则一篇也没。以前有个出版商预支给我费用,让我给美国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写传记。帕索斯一度很有名气,后来慢慢就被人束之高阁,到现在怕是没什么人记得他了。让我写传记那会儿我32岁,多斯·帕索斯已经73岁,一年后他就死了。和出版商签了合约之后,我写信给帕索斯表达了要给他写传记的愿望,把一些自己发表过的作品寄给他看。他回信说很愿意配合,不过就是希望我不要在传记里流露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观,还有让我千万,千万不要再用“祥述”这个词。

  约翰·多斯·帕索斯一生中有三大主要事件----至少我是这么个看法。一这个人是个私生子,不过----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不过噢----是个上流社会的私生子---父亲是个很成功的律师,母亲则是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佛吉尼亚人。他以约翰·曼德森的名字进乔特中学,之后上哈佛。二是这个人写过一部伟大的----虽不能说是唯一的一部----美国小说,名字就叫《美国三部曲》,以现代主义的手法,深入探讨了社会给各阶层的男男女女施加的压力。19岁那年我第一次读这本书,当时就深有感触。三是约翰·多斯·帕索斯经历过一次很激烈的政治立场转变----1932年他当时支持者威廉·Z·福斯特当总统,政治立场转变之后他的立场、观点变得极端保守。西班牙内战中斯大林主义者的作法----为达自己的目标不惜牺牲平民----不仅改变了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政治立场,也让他和海明威这样的老朋友反目成仇。

  这样的人物可以写个很出彩的传记---可惜呀,我没写成。写这部传记,仅从其要求来说就太过复杂,沉闷的地方太多,让我迟迟不敢下笔,这种拿了人家钱又写不出来的恶心感觉职业作家都知道吧,于是我把预付费还给了出版商。自那之后也有其他人写过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传记,不过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写得算成功。现在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名声已经很淡了,恐怕没有哪个真正在文学上有造诣的作家愿意花力气为他写个一流的传记来 。补充一点,不是说32岁那时的我有可能胜任写他的传记噢。慢慢地我明白了任何文学作品,可能除了表达有讽刺,模仿,抒情以外,要完全把真实意境写出来,核心必须放在其创作主题的复杂性上。拿到约翰·多斯·帕索斯这里,以我当时的年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个我有把握可以说。

  一部成功的人物传记起码要做到一点----要讲清世界如何看这个人,他的亲人,亲密朋友怎么看他,还有最后一点,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有时是最难写好的一点----他怎么看待他自己。最近我读了两部西塞罗传记,相当的精彩----一部为德国古典主义作家曼弗莱德·富尔曼所作,另一部出自19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加斯通·布瓦希埃之手。说它们出色是因为这两部传记收集有西塞罗的大量信件----900多封是西塞罗写给别人的,另有100多封是别人写给他的----珍藏至今都是第一次面世。这些信件全面展现了西塞罗在罗马政治处于巅峰时期的面貌:有骄傲,也有恐惧,存过希望,也遭遇到失望,既有他的虚荣,也有高贵之处。这些2000多年前的信件,经由两位才华横溢的传记作家之手,以切合主题的方式排列,展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西塞罗,比起古典时期的其它人物,我们对大师有了更近距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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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过很多西塞罗的传记(包括他自己那些浩如烟海的作品),因为他是西方历史上很重要的前100位人物,对他生活细节的了解其实弥补了我对那段历史的无知。读这些传记于我是乐趣:可以看到个中人物--男男女女所玩的生命游戏----为了更高的利益,更跌宕起伏的利害关系他们在玩一种普通人没有,也不可能会遭遇到的生命游戏。我爱读同样也因为这些传记让我们知道了,西塞罗可能是踏入政坛的第一个知识分子---是位相当具有政治见识的知识分子----这样一位人物一直让我----一位不在政坛的知识分子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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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塞罗是那种能引起人极大兴趣的人物:一边是奋斗目标,一边是个人抱负,他左右为难。罗马贵族对他有吸引力,可贵族的傲慢无礼又让他深深厌恶;在他看来一个文化人的品性与政治家(他两者兼备)的秉赋之间必然有冲突。对于政治他一会儿觉得有趣,一阵子又感到厌恶,时不时要要避到图斯库伦的小别墅,在自己的图书馆里躲清静,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回到罗马的是非圈里。他深深体会到一桩错误的婚姻是多么的让人失望,自己钟爱的女儿30岁就死了又有多心伤。留下个儿子只会嗜酒如命,家族从此开枝散叶无望。西塞罗一直努力避免走到极端,渴望罗马共和国能重回以往的荣耀,对这样的荣耀他有着很多设想,不切实际到自己都觉得汗颜,结果还落到被马尔库斯·安东尼斯的人给杀了的地步,他们把西塞罗的头,手砍了下来---因为是这些在作祟反击马尔库斯----挂在古罗马广场上示众。

  加斯通·布瓦希埃的这部《西塞罗和他的朋友们》写得相当出色,书中呈现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人物:有当时的财务大臣彭培流斯·阿提克斯,布瓦希埃这样写到:“那个时期论精明算计谁都比不过他,不过我们知道仅一个精明不足以体现能耐,他还有其它被称道之处。”书中有西塞罗的门徒凯利乌斯·鲁富斯,“他属于那种审时度势,眼界精明之人,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不能被人给耍了,别人有什么不足怎么能逃得过他们这种人的眼睛,怎么说呢,这种人说是朋友吧他们对人并不热心,黄蓉的故事说盟友吧,又不会出半分的力。”布瓦希埃写到了西塞罗的弟弟昆特斯,“作为这样一个伟人的弟弟,昆特斯一直爱惹事非,还不懂知恩图报。”作家在书中写到了些当时的女性领军人物,这其中就有卡图卢斯爱情诗《蕾丝比亚》的原型克劳迪娅

  ---布瓦希埃这样写到“她舞跳得好,规规矩矩的良家妇女可没她这本事。”作者最后以卡托(罗马时期的政治家)的这一句作对女性看法的收尾---“有朝一日女人和你们这些人平起平坐时,她们就会统领你们了。”真心希望你们我一样,看到这些对西塞罗的朋友和他同时代的人的评论觉得有意思。如果是,那我相信你我有着同样的兴趣:对人的性格,以及推动这个性格向前的后面那股一直,或者说永远---神秘的力量。“要研究人类,”亚历山大·蒲朴这样说过,“正确的着眼点应当是放在人身上。”我还真想不出这世上还有什么比人性更有趣的东西。说它有趣一个原因是人性之深不可测,永远千奇百怪,让人匪夷所思。一个人出生不好,这本是个劣势,可他顽强活下来了,超越困境,还有了卓越的成就,而有的人含着金钥匙出生,可偏偏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跟头连连,还会堕落,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这些问题怕是最能在传记里找到答案。

  有的人读传记会把主人公和自己的人生作类比。套句他们的时髦话说是有“认同感”。不禁要问这样读传记可算粗浅?打个比方:我读彼得·格林的《亚历山大大帝》,可以拍胸脯保证,就从来没想到过要掉泪,因为我可没有什么世界在去征服。读E.F.本森的《亚西比德的一生》也是如此;相反亚西比德这个人真可算得上天字号的“芳心猎手”,“江湖老千”,那的那些胡作非为,可真是让我眼馋得要命。我真应当做的倒是自己是个一流的梦想家,能突发奇想一下,哪怕有这个人的一两样本事也好啊。

  和历史人物产生认同感,让我想起了纳博科夫说过的话----和小说里的人物产生认同感是种很粗浅的行为。在他看来最优秀的读者应当是与创作者本身产生认同感。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当小说中的人物处境不妙时,身为读者你担心的不应当是人物会如何,而是创作者会如何把人物从这个处境中弄出去。我们差不多也应当本着同样的态度读传记,要带着某种世故和超脱来看。如果有担心,那不要放在人物的生活上,要把着眼点放到描述者---也就是传记作家的写作技巧上,准确地把握笔下的人物,冷静精确的描写,入骨三分地加以评判,以此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人物形象,这不正是作家应当做的事吗?

  很多年前我把雷欧·伊笛尔的亨利·詹姆斯传记五卷都读了一下。我也是个作家,可对詹姆斯产生不了认同感,我这人就算是难捉摸的了,可大师永远比我不知要高多少个重量级呢。不过我倒是认为自己的确从他身上学得了些经验的。詹姆斯写过个小说叫《大师的教诲》,讲的是位小说大师给年青的作家建议说他不要结婚,因为婚姻是其才华的绊脚石。可等到大师的老婆死了之后,这位大师倒是立即娶了年青作家爱的女人。这里的教诲可不正是:不要听谁的建议其实就是最好的建议,至少在情感的问题上是这样吧。

  有关亨利·詹姆斯这位职业作家的日常,伊笛尔的这部传记里有上佳的描述。书中写到了詹姆斯如何与编辑和出版商讨价还价,如何渴求成名,商业上能获得成功(一次詹姆斯说,“有再多的财富我都承受得了,”虽说真正是由他写作得到的报酬少之又少。)最最重要的是写出了他的孤独----那种以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的身份主动投入生活的人,活在这世上所必然承受的那份孤独。

  对于传记亨利·詹姆斯的心思是复杂的:既为之吸引又心有排斥。他自己就曾为美国雕塑家威廉·威特莫尔·斯托利写过传记。传记的问题在很多詹姆斯自己的小说作品里都有呈现---以这部《地毯上的图案》最典型。小说中的叙事人力图找出推动自己敬重的年长的小说家---休·维热克作品向前发展的活力是哪里来的,维热克总是在作品里保有一种活力---“就象一根线能将我的珍珠串在一起”----书中他对叙事者这样说到----但线到底是什么,他并没有透露。书中的另一位文学评论家----乔治·高威克则声称自己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已经找出来这个一直隐现在维热克作品中线是什么了,“就象波斯地毯上的图案。”可还没来得及在自己的作品里把这个秘密揭出来,高威克死于马车事故,生前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不过她当然也不可能说出来。到维热克自己死了,这个推动其作品发展的重要力量就再也没法找出来了----这样的处理方式,大家可以感觉得到,詹姆斯是接受的。

  地毯上的图案这个比喻很精彩,极具暗示性,引导读者去审视自己的生活,看是不是真有什么反复出现的模式或是主题在指引着我们的命运,决定我们的成败,带给我们满足或是让我们觉得压抑。这个观点到英国哲学家盖伦·史卓森这里则完全被推翻,在其最近出版的作品《传记写作》里他这样认为----生活,我们把它解读成哪样,它就是哪样,如同自由落体,从本质上来说并无什么模式可循,让人置身的境地也不是什么波斯地毯而是粗线毯,千头万绪。真是这样吗?如果答案是确定的,那为什么不是把我们置身于一张设计精良的大地毯上,上面满是让我们无法搞懂的麻烦问题呢?

  亨利詹姆斯的这部小说虽怪,有一点是很清晰的:他不光是和小说叙事者意见一致,就是那个生造出来的休·维热克的观点他也是赞同的。另一篇《阿斯彭文稿》---这一篇知道的人更多些----他笔带鄙视地写到了个四处爱打听的传记作家是如何为了得到死了很久的诗人----想来可能是拜伦勋爵----的信件,为了想从诗人现在已经年长了的情人那里得到这些东西,传记作家如何的不择手段。詹姆斯在小说里让这位年长的情人称传记作家为“出版业的流氓”,从一个传记作家的角度来看,这是缺乏应有的谨慎的。

  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亨利詹姆斯把很多的信件都烧了----无疑是要想写他生平的传记作家都死了心。真是白费力气,詹姆斯的信件太有意思,他写给别人的那些信可都被人家留着呢,这下好了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他们正把詹姆斯现存的信件都出版----最近推出了大师信件的第十卷,这一卷的时间最远也只追溯到1880年,而詹姆斯过世是1916年。

  这中间的间隔怎么办?崇拜詹姆斯的雷欧·伊笛尔怎么肯就此收手,开始以弗洛伊德分析法来诠释他的偶像。经他这种标准的弗洛伊德分析法一分析,总计五卷的作品虽说没全毁了,但也确实减色不少。还好他没把詹姆斯跟什么俄狄浦斯情节给扯上关系。不过雷欧·伊笛尔倒是在詹姆斯与兄弟威廉的关系上大做文章,自说自话认为兄弟俩有间隙---威廉的出色不亚于詹姆斯,只是兄弟俩个性迥然不同---甚至暗示说詹姆斯对威廉同性恋的倾向。两兄弟真有间隙吗?在我看来,这俩兄弟在精神特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威廉身上最吸引人的是他的知识分子气,在亨利身上则是美学----什么间隙根本就不是要争论的东西。俩人PK的领域也不同:威廉在哲学,而亨利是在文学方面。你拿俩人作比较,等于是在问迈克尔·乔丹和费德勒俩运动员哪个优秀。

  雷欧·伊笛尔 还是拿出了相当的克制力的----对于一个弗洛伊德学派的人物,这样已经算是相当克制了---他没去窥探詹姆斯的性生活。就目前我们的了解,詹姆斯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无论是男还是女---有过肉体上的接触。雷欧·伊笛尔倒是指望前面的传记作家、评论人士会在社会规范宽松些的时候能写出些什么来的,他也想过会不会詹姆斯是同性恋,不过到书里他还是指出的确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表明詹姆斯曾有过同性恋行为,这方面还是不要谈吧。

  唉哟,雷欧·伊笛尔后面的传记作家可是不肯不谈噢。这其中有些人就在推定詹姆斯是同性恋,他为什么没有追随自己的天性主动去有性行为呢,有人推说是他胆怯才这样的啊(“传记作家的本领,”詹姆斯这样写到,“这种带有邪性的本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到了江郎才的地步:一边拼命拼凑篇幅,一边简化其内涵。”)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作品《大师》其实就是以詹姆斯为原型的传记小说,他把同性恋当作是詹姆斯生活中的中心来写,居然写到了他眼色迷迷地盯着男佣人看。其产生的后果可不只是对大师本人的错误认同的问题,而是他这么写会误导读者解读詹姆斯的长,短篇小说时,把其中的人错误地向同性恋方向想。要是大师活着,看到这样真是要气得跳脚。

  传记作品,当然很容易受其它偏见的左右,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代起码会受到政治正确性的影响。传记作家如果允许自己的政治观点进入作品,那产生的影响是致命的。第一次我注意到这种现象是多年前我读安得鲁·莫辛为飞利浦·拉金所作的传记。作家一本正经选了拉金与金斯利艾米斯之间的通信以及拉金本人的信件为切入点,作品中莫辛流露出极大的自我标榜,说拉金有厌女癖,是种族主义者,还有些指责都是我们在政治正确的法庭上常见的套路。这种论断到最近才给更正过来----詹姆斯·布斯也给拉金写了传记,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拉金其实在和女人的关系上---无论是和他一起在赫尔大学图书馆一起工作的女同事,还是其它遇见过他的女性-----是相当正派的。

  往前推几年,同样的遭遇也落到过亨利·路易斯·孟肯身上,当时有个什么反诽谤联盟的分支就借着政治正确的名对孟肯来了个定罪。除了惯常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之外,在孟肯这里还加上了反犹太主义。事实证明这些什么罪名都不是真的。孟肯是个宽厚之人,他明知女人快死了还是和她结了婚,为什么?不就是为她在临死前能过段舒心的日子嘛。还有孟肯最好的朋友当中就有犹太人。有些脑子不好使的传记作家----这一点拉金和孟肯的例子都是证明----就是无法搞清什么是以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保守的观点,什么是慈悲行为铸就的人生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政治观点毁传记有个很臭的例子----斯坦福大学教授阿诺德·兰佩萨德为拉尔夫·艾立森所作的传记。这部传记2007年出版,因为我对拉尔夫有个很小倒是真实存在的不解之处,所以对这部传记有些特别的兴趣。多年前拉尔夫·艾立森曾请我在纽约的世纪协会大厦里吃午饭。那时一个冬日的中午,天气晴朗,我去赴约,下午4:30天色已晚才离开,象个孩子散了午场电影似的心情很好,我和拉尔夫相谈甚欢,谈了很严肃的话题,聊了八卦,俩人各自讲笑话,很是乐了一把。这是次很愉快的见面,我觉得拉尔夫也一样感同身受,离开世纪协会时我信心满满,今天可是交了位新朋友,还是位我敬重的作家。

  之后不久我就写了封信给拉尔夫(现在我就这么称呼他)谢谢他请我吃午饭,告诉他我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没有回信。又过了这么一周,我再给他写信,请他为《美国学者》写写东西----当时我是这本杂志的编辑。没有回信。隔了大约有三到四周的样子,我还给他写信问他有没有收到我之前的信。还是音信全无。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没再写信给他。那天在世纪协会吃饭,彼此不是都觉得很高兴吗?是我解读错了?

  拉尔夫在一些场合表现出的这种古怪行为,他的传记作家兰佩萨德在书中只字未提。相反作者把相当多的重点放到了来证明拉尔夫怎么看都不是君子人---显然兰佩萨德教授是君子噢。传记作家给拉尔夫安了很多罪名,除了说他是个差劲的丈夫,糟糕的兄长之外,还这样写到(引用兰佩萨德教授的话):“应当以他的一生为警醒,防范精英主义和高高在上---特别是对待黑人时摆出这付高高在上嘴脸---的危险。”

  后来拉尔夫曾后悔自己的做法---可并不是他后悔没有上那辆巴士车。他是,也自始至终是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认为“黑人权利”运动极端错误。拉尔夫坚持认为黑人在美国的经历有很大的复杂性,不愿意参与这种殉道式的运动,不参加公开场合的谴责,也不参与煽动声讨活动。于他首先是艺术家其次才是政治家,在艺术领域里,他的确是位不可救药的精英主义者,追求西方上流社会文化、美国非洲本土文化到了极致。他这个人不会因为哪位作家是黑人就特意去颂扬他。在他看来艺术是不分肤色的。成名的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托尼·莫里森等等)如果拉尔夫不觉得他们有可赞之处,他也不会赞。兰佩萨德给拉尔夫安的罪名,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他认为艾立森的观点危害性大,哪个都看得出来所谓危害性大不就是拉尔夫的观点和他自己的不一致嘛。

  我们权且不论拉尔夫的奇怪行为---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其他为拉尔夫的魅力倾倒的人----是何动机,不作无谓的揣测,从我对他的认识来看他是位很和蔼可亲,让人一见便生亲近感的人,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深为这种天生的好人性格后悔。1952年,39岁的拉尔夫出版《隐身人》,此书不仅当时就拿下了所有奖项,到今天也还广受赞誉。虽然又过了42年之后拉尔夫才过世,这其间他也推出过两部很出色的杂文集,小说则从此封了笔。这对拉尔夫产生了什么样的心理折磨,其它人无从知晓。他这人生性随和,走到外面的世界不愁交不到朋友,之后可以再回到书桌前去写作嘛,可能长达几十年的失败让他心意已定,不再浪费时间在那些新交的朋友身上了吧。或这只是我的臆断而已。

  兰佩萨德的拉尔夫传记不仅说谎赖白,拉低了一个好人,还有一点:因为打着权威论著的名(这本书672页),他的书会吓得别的传记作家几十年里不敢下笔写拉尔夫,那可真悲催了,而且对拉尔夫也不公平。现在要写就要写个权威论著出来,这是当代传记作家的目标。就目前通行的标准来看所谓的权威就是要面面俱到。你要真这么定义的话,那除非一个人一天天,一时时,一分分地记录生活的各种细枝末节,否则谁能做到权威。

  我读过的最优秀传记----也是我去年反复在读的传记---是詹姆斯·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以现在的标准,它就算不上什么权威论著。首先一点,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萨缪尔早年的生活,把关注点放在了鲍威尔与约翰逊相识的这21年的时光----大概是从1763年到1784年的样子(当时鲍威尔21岁,约翰逊54岁)。从来没看到哪部传记里有象鲍威尔一样完全将自己介入其中,如此才有人说《约翰逊传》其实是一石二用,既是本传记又是部自传。

  当然《约翰逊传》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鲍威尔把重点放到了萨缪尔的习性上,说他“个性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尊贵感,”走到哪里都一脸若有所思型---最最着重写到大师和鲍威尔之间很精彩的对话,这之中鲍威尔几乎每次都会激怒他。约翰逊是位相当出众的作家。《漫步者》上的那些随笔可是精品。身为传记作家他的《理查德·塞维奇的一生》和《诗人们的生活》都是能经得起推敲的经典之作。那首诗《人类欲望之虚幻》至今还在被人吟唱。由他一人编纂的《词典》无论从哪个时代来看都集大智于一成。生活中的趣人趣事他、马修·阿诺德、T.S.埃利诺特三人是英语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三位文学评论家。

  可这样的人物詹姆斯·鲍威尔把他写活了。在传记中鲍威尔秉持“约翰逊会以本原的面目出现,因为我之所以斗胆去写,不是要来为他歌功颂德----他要称赞必是会招来八方赞扬,他的这一生,虽然杰出非凡,功成名就,但绝不能就臆断成完美了。”鲍威尔表示自己书中呈现出的约翰逊“要比任何一个活过的人都完整”----在我看来他是说到做到的。我们看到鲍威尔的《约翰逊传》中呈现出的这位伟人:言语生硬粗暴,和人说话总想“打赢仗”,又言不由衷,爱在智商上碾压他人,行为中带有基督徒特别的慈爱,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还是位君子人。没有鲍威尔,约翰逊在英语文学的神殿里不会有如此大师级的位置。鲍威尔对约翰逊的真实呈现对大师助益良多,这一点没有一个传记作家做到了。

  现代的传记作品,套上了要做权威论著的枷锁,总有往长篇幅方向发展的趋势。可能起始俑者是马克·肖莱尔给辛克莱·李维斯作的传记---出版于1961年,长达867页,最近一部鲍勃·霍普的传记有576页,加里·季登斯给平克劳斯贝做的传记第一卷就达736页,最近詹姆斯·卡普兰给弗兰克·辛纳屈作的传记是992页,J迈克尔·列农给诺曼·梅勒作的传记960页,扎卡里·里德尔给索尔·贝娄作的传记第一卷达832页。传记要搞得这么冗长做什么?因为这些传记作家错误地把写部权威论著当作了自己的抱负。他们不光要字字珠玑,还要通篇字不惊人不罢休。

  除了要搞篇幅长些以外,当代传记作家对道德英雄主义(比方说萨缪尔·约翰逊)或单纯的伟人(比方说托马斯·爱迪森所作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这些能引起早期读者极大的兴趣的东西,都不怎么注重了。他们不遗余力地找隐私----多数是与性行为有关的隐私。因为利顿·斯特拉齐出了部传记作品《维多利亚名人传》(1918年出版),从那时开始现代传记作家们总是忙着要把自己描写的对象故意拔高或是拉低。斯特拉奇在这本书里极尽贬低维多利亚人之能事,这其中包括的人物有约翰·穆勒,查尔斯·达尔文,本杰明·迪斯雷利,乔治·爱利诺特----这些人拉起来放到任何历史时期都可以算是知识分子精英中的精英。从出版之日起这本书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传记作品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如果不一定是积极的---影响,根本改变了传记作品的定调----引导作品走向反传统。

  对于传记作家来说可能最好的位置是一方面保持对所写人物的崇敬,另一方面又不回避他的缺点。这方面可做典范的----就我最近在读的作品中----出生于俄罗斯的作家亨利·特罗亚所作的《屠格涅夫》可算一例。特罗亚同样为托尔斯泰,普希金,柴科夫写过传记,此部《屠格涅夫》只有184页的篇幅。措辞精简,极具启发性,了了数言便让读者了解了这位文学大师的一生和性格。传记读完,读者不光是对大师有了解,对他的作品更有了清晰的感知。如果说书有什么东西书中没有涵盖到,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世界的历史,”托马斯·卡莱利这样说过,“其实就是伟人的传记。”这话不是人人都赞成。这其中就包括为塞勒斯特和塔西陀写过传记的罗纳德·塞米爵士,“写得糟糕的传记如同列表似的列事件,写不到重点,很乏味,真要写好呢则又往往被人性中那些隐藏着的不和谐之声所绊住。而且,如果一味地坚持写某个人物的个性,有什么丰功伟绩,那只会给历史赋予夸张的统一性,无必要,带来的也是真实性的丧失。”

  传记和历史当然不一样,我们来举例传记中对历史人物的描写:看塔西陀这样写尼禄的第二任妻子葡佩娅,“除了善良,每个女人应有本事她都有,对她而言上床的男人是结过婚的还是单身汉无所谓了都一样。对自己的名声她才不关心呢----男人爱不爱她,自己是不是爱惜自己,管他呢。因为有别人没有的优势,她便有了任由性子的资本。”我们再来看爱德华·吉本写的戈耳迪大帝年青的时候 :“有名有份的小妾22个,有个藏书达6万2千册的图书馆,足以证明其兴趣之广泛了吧。他一生产出颇丰,说明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可都不是装装样子,人家是正而巴经地在用的。”罗纳德爵士本人就是写传记的高手,他将这种手法加入到历史传记《罗马革命》中,整部书立即趣味横生,我们来看书的一个小人物穆那缇斯·普兰卡斯,作者是这样写的:“他这一生精于算计,自己的利益算得精,身家性命从不马虎,凭这两样本事,哪次背叛他都安全渡过,如此安安稳稳过到晚年。”----看到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很多人会觉得传记是历史中最有意思的原因了。

  最后一点,传记是最好的抵御对历史概念化的东西----“搞出个概念来,”奥特加·伊·加塞特这样写到,“真实自会腾出空间。”----传记让人不再相信历史的力量能席卷一切,人类在它们面前必然会被打败。传记能有效地击挡决定主义---决定主义认为缔造历史的主要是,或甚至可以说只能是各种不可抵挡的趋势,潮流和运动。读书的故事传记强调了这样一个概念:命运,我的教育故事事件,生活趣事尤其是一个人强大的人格可以超越政治,经济,甚至是文化这些非人为的力量对人命运的塑造,会改变历史的潮流本身。基于这个原因,当然原因还有更多,我会说传记要代代写下去。